现代主义常被讲成一场形式革命：艺术家告别写实，转向抽象与实验。Frieze Masters今年的策展线索“Queering Modernism: Visual Languages of the 20th Century”换了一个问题：当同性欲望受到审查或惩罚，艺术家如何让不能直说的身体与亲密关系进入作品？策展人Anke Kempkes将相关展品分散在艺博会各处，从20世纪初一路梳理至1980年代酷儿后现代艺术的出现。
这里的“酷儿视角”不只是确认艺术家的性取向，而是辨认一套隐晦语言。神话、宗教故事、裸体、服装和肖像，都可能成为“公开的秘密”：观众看见熟悉的图像，知情者则读出被遮蔽的欲望。伊朗艺术家Bahman Mohassess提供了关键的跨地域线索。他在1970年代创作的牧神与牛头怪逐渐带上更强的同性情色意味；1971年立于德黑兰城市剧院前的青铜裸体《Faun Musician》，又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期间遭移除和毁损。Kempkes认为，这类实践让战后艺术史不再只围绕欧美展开。值得看的不是给大师名单补几个人，而是重新追问：现代主义所谓的“个人表达”，究竟曾允许谁公开表达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