尸体的右手，比身体的其他部分晚了一步进入这幅画。
1996至1998年的修复与技术检查发现，伦勃朗最初画在这里的，似乎是一截没有手掌的残肢；后来，他亲自补上了完整的右手。因为这只手未被纳入原先的底层结构，加上颜料日渐透明，它今天看起来仍略有色差。那截残肢究竟对应伤刑、旧伤，还是只因画家改变了构图，医学史研究者至今意见不一。
但有一点没有疑问：躺在桌上的人并不是一件虚构的教学道具。他叫阿德里安·阿德里安斯（Adriaen Adriaensz），绰号阿里斯·金特（Aris Kindt），因抢劫被判绞刑。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（Mauritshuis）的馆藏资料记载，1632年1月31日，他被处决，尸体随即交给阿姆斯特丹外科医师行会。就在同一天，他从城市秩序的惩罚对象，变成了城市精英付费留影的中心。
这听起来残酷，却正是17世纪公开解剖课的复杂之处。它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普通课堂，而是一场由行会控制的年度仪式：医生展示知识与专业权威，学生和同行前来观摩，普通市民也可以买票入场。课程可能持续数日，因此常安排在寒冷月份，以减缓尸体腐败和气味。讲台上的医学、刑罚与市民娱乐，在同一个剧场里相遇。
你再看画面，就会发现真正被展示的并不只有尸体。七名医生从左侧层层聚拢，脸孔彼此错开，有人俯身逼近，有人望着杜普，有人越过同伴看向解剖处；右侧的尼古拉斯·杜普医生（Nicolaes Tulp）戴着宽檐黑帽，一只手持器械提起肌腱，另一只手屈指示范动作。他不像埋头工作的解剖者，更像一位正讲到关键处的主角。
这些医生为进入画面支付费用，座次和显眼程度往往也与身份、出资有关；处于视觉中心的杜普，可能付得更多。荷兰黄金时代的行会、民兵和董事们经常共同订制群像。画家的难题很实际：既要让每张付过钱的脸清楚可辨，又不能把众人画成一排僵硬的证件照。
伦勃朗（Rembrandt）接下委托时只有26岁，刚从莱顿来到阿姆斯特丹不久。这是他在这座城市获得的第一项重大委托。面对一群必须被认出来的客户，他没有让他们端坐合影，而是给了所有人同一个正在发生的瞬间：杜普刚刚提起肌腱，目光、身体和光线随之汇拢，一张行会群像于是有了历史画般的戏剧性。正是这种调度人物、表情和光线的能力，使年轻的伦勃朗迅速进入城市精英客户的视野。
不过，这场景从一开始便经过了精心编排。真正的解剖通常会先处理腐败最快的腹腔与内脏；画中尸体的躯干却保持完整，杜普从手臂开始。莫瑞泰斯的荷兰版馆藏说明认为，这种不合常规的开场很可能出自杜普本人的选择：前臂肌腱易于观看，也便于配合手势演示。换句话说，眼前并非一次照相式记录，而是主讲人和画家共同安排的一场专业表演。
画家也懂得怎样把死亡安排进表演。死者的身体横贯画面下方，是面积最大、也最明亮的部分；他的脸沉入阴影，苍白的胸腹却接住光线。围观者穿着体面，白色轮状领一层层环绕，只有尸体近乎赤裸。付费进入画面的医生都有姓名、有职位、有目光；唯独这个无法付费的人，以身体撑起了整幅作品。
甚至医生手里那张纸，也在后世继续参加这场身份确认。18世纪初，有人为便于辨认人物，在纸上写下姓名，并给各位坐像编号。20世纪末修复时，后加的文字被移除，伦勃朗原本画在纸下的手臂示意图重新出现；人物旁的号码却被保留下来，成为这幅画不断被解释、标记和改造的痕迹。
左上角还有一个更安静的信号：“Rembrant. f[ecit] 1632”。这可能是伦勃朗第一次不用“RHL”花押，而以名字原形在作品上署名。我们无法仅凭这幅画断言它如何令他一举成名，但可以确定，它是他初到阿姆斯特丹后的关键大型委托，也很快让当地客户注意到了他的本领：他能交付一张人人可辨的集体肖像，同时让它像一幕刚刚被照亮的戏。
将近两个世纪后，这幅画又差点离开公共视野。行会解散后，它归入外科医师遗孀基金。基金原计划在1828年8月公开拍卖，国王威廉一世却在开拍前以王令叫停；荷兰国家随后以3.2万荷兰盾购入，并按国王命令将它送进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。原本挂在行会会议室里的财产，由此成为国家收藏。
现在，把目光重新落到那只颜色略异的右手上。它或许曾经缺失，又被伦勃朗补全；而手的主人在现实中已经失去姓名之外的一切。可在画里，医生们的荣誉、杜普的权威、年轻画家的雄心，乃至后来国家收藏的命运，全都围绕着他的身体展开。一堂年度解剖课结束了，围观者早已散去；真正留在光里的，却是那个当天被城市处死、又被艺术重新带回人群中央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