展览开幕时，最惹麻烦的那件作品根本不在展厅里。它被人悄悄挪到一块隔板后面，像一件不便示人的杂物。多年以后，马塞尔·杜尚（Marcel Duchamp）仍坚持说，它没有遭到“拒绝”——按照主办方自己订下的规则，也不能拒绝——它只是被“压下去了”。
隔板后藏着的，是一只瓷质小便池。
事情发生在1917年4月。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成立不久，正筹办首届展览，并许下一个相当激进的承诺：这里不设评审，只要成为缴费会员，作品就能参展。身为协会董事的杜尚匿名递交了一件东西，像是要拿这条规则做一次压力测试。它被改变了通常的放置方向，正面写着“R. Mutt 1917”，标题则是《泉》（Fountain）。
据费城艺术博物馆对事件的梳理，委员会并不知道“R. Mutt”是谁。面对这件日常卫生器具，成员们争论它究竟算不算艺术，最后没有把它放进展区，而是藏到了隔板后。规则因此陷入一个尴尬的死角：协会没有资格正式拒绝它，却仍能让它从观众眼前消失。杜尚与收藏家沃尔特·阿伦斯伯格（Walter Arensberg）随后辞职抗议。
你可以把这理解为一次恶作剧，但它瞄准的并不只是保守趣味。独立艺术家协会宣称向所有作品开放，直到一件作品让“开放”变得难以忍受。小便池测试的不是观众能否欣赏洁白瓷面的曲线，而是一个制度是否愿意遵守自己的原则：当艺术不像艺术时，那扇门还算敞开吗？
“R. Mutt”又把问题搅得更复杂。这个名字不是杜尚本名，其来源与含义始终有不同解释。它既遮住递交者的身份，也让委员会无法依据艺术家的声望作判断。站在作品前，你先遇到的不是一位大师，而是一个陌生签名；权威被暂时抽走，只剩下那件物品和你的迟疑。
据一种流传的说法，杜尚曾与艺术家约瑟夫·斯特拉（Joseph Stella）、阿伦斯伯格同行，从纽约一家卫浴商店买来标准的Bedfordshire型号小便池，再将它旋转九十度，写下署名。图纸中的器具原本有明确的安装方向、尺寸与用途；到了《泉》这里，它却被迫退出原先的工作岗位。排水器具不再等待管道，而开始等待判断。
这正是杜尚所谓“现成品”（readymade）的锋利之处：艺术家不必亲手塑造材料，也可以通过选择、署名和改变展示语境，把日常工业品“提升”为艺术品。与其问“他做了什么”，不如问“他的选择使什么发生了变化”。《泉》把艺术判断的重心，从手工制作推向命名、观看与解释。
被雪藏之后，这只小便池没有就此安静消失。几天后，它被送到阿尔弗雷德·斯蒂格利茨（Alfred Stieglitz）的工作室拍照。照片里，灯光从上方落下，瓷器两侧像披开的衣褶；背后的画面让它显得近乎端坐在一个临时祭坛上。斯蒂格利茨在信中说，看过照片的人都觉得它很美，还觉得它带着某种东方意味，仿佛介于佛像与别的形象之间。
真正关键的是，这张照片随后刊登在达达刊物《The Blind Man》上。杂志中的《理查德·穆特案》为它辩护：穆特先生是否亲手制造小便池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选择了它，让它的实用意义在新的标题和观看角度中消失，并为这个物品创造了新的思想。
于是出现了艺术史上极富戏剧性的一幕：作品没能在号称开放的展览中露脸，却通过摄影和出版物获得了远远更长的生命。观众当时没有看到《泉》本身，只看到了关于它的照片、文字与争论；而今天我们认识它的方式，仍然没有完全改变。
1917年的原件不久便失踪。它最后的行踪之一，留在一张通常归于亨利—皮埃尔·罗谢（Henri-Pierre Roché）的照片里：小便池被悬在杜尚工作室的门楣上方，已经离开正式展台，也没有回到卫生间，像一件暂时找不到归宿的古怪家当。
原作的消失并没有终止它，反而替故事添上了第二重悖论。最早的全尺寸复制品由杜尚在1950年签署；1964年，米兰画商阿图罗·施瓦茨（Arturo Schwarz）又制作了一组授权版。20世纪50至60年代间，共有16件复制品受委托制作并得到杜尚认可。今天博物馆中的《泉》因此都是后来版本。那件专门质疑“原创”与“唯一”的作品，偏偏依靠艺术家认证的复制品延续下来，并被施瓦茨编纂的杜尚作品全集收入，编号345。
连作者是谁，也没有完全安定下来。杜尚在1917年写给妹妹苏珊娜（Suzanne）的信中提到，一位女性朋友以男性化名Richard Mutt寄来了小便池。后来的研究者据此提出不同猜测：她可能是达达女爵埃尔莎·冯·弗赖塔格—洛林霍芬（Elsa von Freytag-Loringhoven），也可能是路易丝·诺顿（Louise Norton），甚至可能只是杜尚尚未公开的女性化身。还有观点把器物型号和署名字迹指向埃尔莎，但这些归属都缺乏决定性证据。《泉》通常仍归于杜尚，同时又保留着一桩未结案的作者公案。
这场公案并不削弱作品，反而让它最初提出的问题变得更难躲开：如果艺术来自选择，那么是谁选择的？如果署名能赋予物品新的身份，匿名、化名与误认又会怎样改变它？如果原件已经失踪，我们如今守护的究竟是瓷器、复制品，还是一个被不断重演的观念？
现在，再看眼前这只翻转的小便池。它曾被隔板遮住，原件后来又彻底不见；可那次遮掩没有让问题消失，反而把隔板本身也变成了故事的一部分。一个机构试图把它藏起来，摄影、杂志、争论和复制品却一次次把它搬回公众面前。最终被改写的，不只是这件器具的用途，而是人们判断“什么可以成为艺术”的习惯。那块隔板早已撤走，我们却仍站在它留下的位置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