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1年，一张从柏林寄往美国科罗拉多的明信片，落到克里斯托与让娜-克洛德（Christo and Jeanne-Claude）手中。寄信人是常住柏林的美国记者兼画廊主迈克尔·S·卡伦（Michael S. Cullen）。据德国联邦议院资料，卡片上没有长篇策划，只有一个简单得近乎异想天开的建议：把背面那座建筑包起来。
背面的建筑是德国国会大厦。于是，一张明信片启动了一项长达二十四年的工程——其中真正用来包裹建筑的时间，却只有大约两周。
这二十四年里，最难处理的材料不是布，也不是绳，而是历史。国会大厦建于德意志帝国时期，经历过1933年的大火、战争破坏与冷战分裂；大火之后，它长期不再承担议会用途。德国统一后，这座建筑又被选为联邦议院所在地。要把它包起来，触碰的从来不只是一栋旧建筑，而是德国人如何看待国家、记忆与权力象征的问题。
有人担心，这种包裹近似遮蔽甚至戏弄：如此沉重的国家象征，怎能交给两位艺术家当作材料？支持者看到的却恰好相反——正因为它重要，才值得通过一次公开、短暂而非破坏性的改变，让人重新凝视它。
克里斯托与让娜-克洛德没有绕开这种争议。他们把争取许可、筹措资金、工程设计乃至多年争论，都看作作品的一部分。两人先后六十多次前往柏林，逐个会见政治人物；项目横跨六任联邦议院议长，遭到三次拒绝。1978年，一个德国公民团体曾推动方案，仍未成功。到1989年，刚出任议长的丽塔·叙斯穆特（Rita Süssmuth）对计划表示兴趣，并从1991年起给予支持，艺术家才第一次真正看见实现的可能。
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在艺术史上颇不寻常的事：一件尚未出现的作品，被送进议会表决。1994年2月26日，联邦议院以292票赞成、223票反对批准项目。五百多名议员讨论的不是预算案或法条，而是一座建筑可不可以暂时消失在银色布料之下。此刻，政治程序没有站在艺术的外围；一次次说服、拒绝和辩论，本身已经进入作品内部。
1995年，包裹终于开始。约十万平方米的铝涂层聚丙烯织物覆盖建筑，再由蓝色绳索固定。你在照片里看见的银色表面并不沉闷：布料顺着屋顶、檐口与立柱垂落，把石头的重量改写成一道道褶皱。建筑没有被抹去，它的轮廓反而因为遮盖而变得更清楚，像一件尺寸大到足以容纳国家记忆的礼物，也像一座尚未揭幕的纪念碑。
施工细节尤其能说明，这不是给建筑随手披上一块布。工人贴着檐口铺设结构，钢架、绳索与布面共同控制每一道转折；古典建筑原有的线脚仍在包裹之下隐约施力，使柔软材料呈现出石构般的节奏。
作品还没完成，包裹的念头已经在柏林蔓延。《华盛顿邮报》当年的现场报道提到，小学生开始模仿艺术家，把铅笔乃至整间教室包起来。正式开放后，约五百万人来到现场，昼夜不息。多年间被视作冒犯国家象征的计划，忽然变成了一场城市节庆。
热闹也带来了另一种诱惑。三大男高音帕瓦罗蒂、多明戈与卡雷拉斯提出在包裹后的国会大厦前演唱；柏林爱乐与指挥克劳迪奥·阿巴多（Claudio Abbado）也想在那里演出《费德里奥》（Fidelio）。艺术家全部拒绝。他们不要售票演出，不接受企业赞助或公共补贴，也不允许商业活动依附其上。约一千五百万美元成本，由出售项目草图、拼贴与模型承担。
这种近乎固执的自筹方式，保护的不只是创作决定，也保护了观众的身份：来到这里的人不是顾客，企业不能把建筑变成广告背景，任何机构也不能宣称占有这场景观。人人都可以看，却没有谁能把它永久据为己有。
所以，两周后拆除并不是作品的终止事故，而是它预先写好的结局。主体材料随后被回收，没有被裁成昂贵纪念品出售。施工期间，艺术家和助手倒曾向观众分发五厘米见方的原布样；一些小方布后来进入博物馆收藏，巴伐利亚国家博物馆还将布样与《每日镜报》的项目特刊一同登记入藏。一座包住整个国会大厦的作品，最后留下的物证，竟小到可以放进掌心。
包裹拆除后，国会大厦随即进入改造，并于1999年恢复议会用途。于是，1995年的那两周也像一场特别的交接仪式：旧建筑暂时卸下所有熟悉的面孔，以一个银色、无字的形象告别漫长的闲置与分裂，随后走进统一德国的新政治生活。作品后来常被视作德国统一的象征，也被认为提示着柏林重新获得世界城市的地位；这些评价之所以出现，并不只因为场面壮观，更因为数十年的争论最终没有以命令收场，而以一次公开表决和全民观看收场。
现在再看照片左侧飘动的德国国旗，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对照：旗帜仍然明确，国会大厦却暂时失去了石墙上的身份标记。克里斯托与让娜-克洛德没有替这座建筑解释历史，只让它安静地变陌生。那张二十四年前寄出的明信片，最终没有把建筑藏起来，反而使几百万人第一次如此认真地看它。真正被包裹两周的是国会大厦；被缓慢打开了二十四年的，则是一整个社会观看自身历史的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