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7年，马塞尔·布劳耶（Marcel Breuer）回想第一次看见成品的时刻，语气并不像一位胸有成竹的革新者。据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（MoMA）的资料，他认定这件“最不温馨、最机械”的极端作品，一定会招来最多批评。让他稍稍安心的，是同事瓦西里·康定斯基（Wassily Kandinsky）的赞赏。
这段插曲后来改变了椅子的名字，却也制造了一个流传至今的误会。
今天看它，你可能很难体会布劳耶当时的不安。明亮的钢管在空中连续转折，几条黑色带面划出座、背和扶手，身体仿佛被安放在一个几乎透明的框架里。传统扶手椅赖以显示稳固与舒适的厚木、软垫和雕饰，都被抽走了。剩下的是线、面、弯角和空气。若把它放回1925至1926年的室内，这种轻盈并不亲切，反而带着机器突然闯进客厅的锋利感。
灵感来自布劳耶新买的一辆自行车。他注意到，自行车的钢管车架既轻，又能组成坚固结构，于是追问：家具是否也能如此？在包豪斯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念头。学校试图打通艺术、工艺与工业生产，家具不只要由手艺人做得漂亮，也该面对现代材料、标准化加工与批量制造。布劳耶便借助与当地水管工相关的弯管技术，把工业管材带进了原本属于木作的领域。
钢管并没有被伪装成木头。它沿着椅子的轮廓转弯、延伸，坦率地展示自己的材料性格。那些悬在框架之间的带面也不只是装饰：座面、靠背与扶手被拆成彼此分离的受力区域，人的身体得到承托，视线却可以从缝隙中穿过去。椅子因此显得比它实际占据的空间更轻。
早期B3使用的还不是今天最常见的黑色皮革，而是以Eisengarn——直译为“铁纱”——织成的带材。这是一种结实、光亮的上蜡棉线；带面在椅背后用弹簧拉紧。这里还有另一位包豪斯学生的工作：织造工坊的玛格丽特·赖夏特（Margaretha Reichardt）改进了这种线材，并为布劳耶的钢管椅开发织物与带材。所谓机器时代的新家具，并非只由一道天才灵光完成，它也来自弯管、纺线、张紧和反复试验之间的协作。
成品出现以前，市场已经来敲门。MoMA记载，椅子尚在修改阶段，一张照片便被登上报纸，随即引来许多询问：哪里可以买到？布劳耶没有趁热出售，而是把这些近似订单的来信搁在一边，继续修改，直到自己认为设计真正完成。后来被奉为量产家具象征的作品，开端竟是设计师主动错过一阵现成的购买热情。
1926年1月，B3成为德绍艺术馆一场布劳耶个展的中心展品。它最初也就叫Model B3，没有任何人的名字。此后，布劳耶与合作者在柏林创办Standard-Möbel，将钢管家具推向市场；这套早期产业化关系颇为曲折，而B3后来由以曲木家具闻名的Thonet在20世纪20年代末以Model B3之名生产，并出现折叠式与非折叠式版本。战争令这种早期版本停产，留存下来的成品也因此格外少见。
椅子的下一段生命发生在战后。意大利制造商Gavina取得生产许可，在1960年代把它重新带回生产线，并以黑色皮革带替换早期织物，织物版本则仍有供应。正是在调查作品来历时，Gavina发现了它与康定斯基之间的那段轶事联系，于是采用“Wassily”这个名字。
但康定斯基不是委托人。材料所述的次序恰恰相反：他先看见已经完成的设计，表示欣赏，布劳耶才为他的私人住所另做一把。换句话说，这把椅子并非因康定斯基而诞生，却在数十年后因那把赠椅而借用了他的名字。将此直接称为制造商的“误会”或许太重，因为现有材料只能确认命名取自这则轶事；但这个名字确实容易让后来的人把欣赏者错认成创作的起点。
名字的新鲜感，加上战后版本醒目的黑色皮带，使椅子逐渐获得今天熟悉的面貌。1968年，Knoll收购Gavina Group，布劳耶的相关设计由此进入Knoll产品目录。它开始拥有现代经典常见的双重命运：一面是持续生产的商品，一面是被博物馆讲述的历史证物。
事实上，博物馆早已看中了布劳耶最担心的那一点。一把由其包豪斯同事、平面设计师赫伯特·拜耶（Herbert Bayer）捐赠给MoMA的早期B3，在1934年进入“Machine Art”展览。那场展览把弹簧、螺旋桨等工业制品与现代设计并置。曾让作者担忧“太机械”的椅子，恰恰凭借机械性进入艺术博物馆；它后来又多次出现在MoMA有关包豪斯与现代生活的展陈中。
现在再看眼前这把椅子，最值得端详的或许不是它后来多么有名，而是那些当初令人不安的空隙。钢管没有填满空间，带面也没有把身体包裹起来；它只是以尽可能少的材料，画出“坐”这件事所需的几笔。自行车、水管工的技术、织造工坊的改良、一次被搁置的购买热潮、一位同事的赞赏，以及数十年后才出现的名字，都被收进这副轻薄框架里。
布劳耶以为人们会嫌它太像机器。结果，机器感没有把它赶出生活，反倒使它成为一种新生活的预告。而“瓦西里”这个亲切得像私人纪念的名字，又替这件冷静的工业作品添上了一层偶然的人情：它纪念的不是一次委托，而是有人在设计师尚且迟疑时，率先认出了这把椅子的价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