截止时间只剩几分钟，Marco Goldschmied抱着参赛图纸冲到伦敦中央邮局，却发现纸筒根本装不下。他只好蹲在人行道上裁图，赶在午夜前寄出。三天后，包裹又因为邮资不足退了回来；团队重新投寄，还得设法让邮戳日期无法辨认。偏偏英国邮政系统正在罢工，英国寄来的方案一度统统被判失格。后来评审团一致同意让它们恢复资格。蓬皮杜中心（Centre Pompidou）整理的研究资料甚至直言：严格说来，最后的冠军原本根本不该出现在评审桌上。
这场险些输给纸筒和邮票的竞赛，收到681份方案。法国第一次允许国际建筑师参与这类竞赛，评审席上坐着Oscar Niemeyer、Jean Prouvé和Philip Johnson等人。胜出的不是一套谨慎端庄的国家建筑，而是一群尚未成名的年轻设计者提交的怪物：Richard Rogers、Su Rogers与Renzo Piano组成的团队，以及参与设计的Gianfranco Franchini，把一座文化中心画得像正在施工的工业设施。
更反常的是，Richard Rogers起初根本不想参赛。蓬皮杜中心保存的材料显示，他在1971年写信陈述过自己的疑虑：他不信任由法国总统担任委托方的权力工程，也反对把文化集中进一座官方建筑；即使侥幸获胜，他还怀疑项目是否真能建成。团队最终说服了他，而这份怀疑没有被丢掉，反而进入方案内部——他们不愿设计一座要求人仰望的纪念碑，而想做一个鼓励相遇、容纳变化的公共场所。
于是，建筑被“翻”了过来。通常藏在墙体与吊顶后的结构、管线和交通系统，全被推到外围，成为立面本身。这类做法后来常被称作Inside-out architecture：把建筑的内脏搬到外面，换取内部尽量连续、少受固定设施阻挡的楼层。展览可以重新划分，空间不必永远服从最初那张平面图。所谓高技派建筑（High-tech architecture），在这里也不是简单迷恋机器，而是让钢材、构件和工程设备公开承担建筑的表情。
你看眼前密集交错的钢架，会发现它不像传统石墙那样努力显得永久、安静。它更像一台仍可调节的机器，仿佛随时能拆开、接续或改写。建筑采用钢制上部结构与钢筋混凝土楼板，结构和设备工程均由Ove Arup & Partners承担。那些被挪到边缘的交通路径，则把人在建筑中的移动也展示给城市观看：参观者不只是进入博物馆，也成了立面上缓慢流动的一部分。
这种坦白并没有立刻赢得掌声。1971年公布结果时，Renzo Piano已经背熟获奖致辞；据蓬皮杜中心记载，他刚开口，观众便怒吼“滚出去”，指责团队把一座炼油厂塞进巴黎市中心。西红柿不断扔向台上，他不知道该怎样应付，只能面不改色地把十五分钟讲稿念完。“炼油厂”原是一句辱骂，却意外替建筑留下了最牢固的昵称。
施工也没有因为获奖而变得轻松。钢构件合同交给德国Krupp-Stahlbau后，争议迅速越过工程本身：这家公司曾为第三帝国生产武器，法国的新国家文化地标却要由它制造钢件，战后记忆与民族工业自尊由此纠缠在一起。为了避开公众注意，巨型构件先被送到巴黎北部铁路货场，再于凌晨三点至五点成对运进工地。这样的隐蔽运输持续支撑了九个月的钢骨架装配。一座宣称要把技术公开示人的建筑，竟是在夜色掩护下获得自己的骨头。
1977年1月31日，法国总统Valéry Giscard d’Estaing为它正式揭幕。建筑以1969年采纳Beaubourg项目、决定在此结合公共图书馆与当代艺术中心的总统Georges Pompidou命名。馆内设有公共信息图书馆（Bibliothèque publique d’information，BPI）和法国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（Musée National d’Art Moderne），门前则留出开阔广场。真正改变舆论的，未必只是评论家的判断，而是人们很快开始使用它：聚集、观看、经过，在广场和外墙上把国家文化工程占成了城市生活的一部分。
开馆同年，它甚至用一件作品接住了“工厂”的嘲讽。Jean Tinguely、Bernhard Luginbühl、Niki de Saint Phalle等人利用工地剩料拼出会轰鸣、会运动的《Le Crocrodrome de Zig et Puce》，机器腹中还藏着幽灵列车；旁边又出现Daniel Spoerri的“感伤博物馆”和荒诞商店。观众走进一座被骂作炼油厂的博物馆，却发现里面真的有废料、噪声、机械运动和游乐场般的体验。建筑没有洗掉自己的工业形象，而是把它变成了一场邀请。
这也解释了蓬皮杜中心真正改变博物馆的地方。它不再把文化包装成一只密闭、庄严的宝盒，而把后台、流线和技术条件推到观众面前；内部则尽量保持自由，等待展览与人群不断重写。原本质疑集中式文化中心的Rogers，最终参与造出了20世纪最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——不是因为他放弃了疑虑，而是因为团队把疑虑变成了建筑的性格。
如今再看这团钢架，它仍然不肯假装自己是一块完整无缝的石头。它把支撑、输送和移动全部亮出来，像是在说：文化机构并非神秘殿堂，而是一台由工程、作品和公众共同驱动的机器。那只在伦敦街头装不下图纸的纸筒，差点让它从历史中消失；最终被寄到巴黎的，却是一座敢把自己整个翻过来的博物馆。